2021年3月結束的中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談的唇槍舌劍，連同2020年年初肇始的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以及年末揭曉的引發全球關注的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形象地體現出當今全球化的復雜趨勢。
從病毒的全球流動到全球政治的緊密互動，全球化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距離我們這么切近。在印度學者、《遠東經濟評論》前記者、編輯納揚·昌達看來，造成了當今“四海一家”的全球化，實則可以追溯到五萬年前人類的始祖走出非洲開始，而后在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武士這四種“全球化主力軍”的推動之下，逐漸發展到當今“互聯互通”的“地球村”。昌達在其《大流動》一書中，全面、系統地回顧了從五萬年前開始直到當前的“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一
《大流動》一書的英文原名是《捆綁在一起: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戰士如何塑造全球化》(BoundTogether:HowTrades, Preachers,Adventurers andWarriorsShapedGlobalization)探討了全球化的歷史淵源及復雜性。昌達在書中指出，全球化源自人類最基本的欲望：尋求更好更充實的生活。昌達富于新意地將全球化主力軍歸為四類：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武士。這些全球化推動者為了追求更富足的生活，或是為實現個人抱負，離開了原住地，不僅將產品、思想和技術傳播到域外，而且拉近了不同地域間的關系，并借此建構和深化了“全球一體化意識”。從字面上看，從 1519年費迪南德·麥哲倫(FerdinandMagellan)首次環球航海起，這種“全球聯系”才算名副其實。但在昌達看來，廣義的全球化，就是拓展已知世界，將地域上各自分離的社群聯結在一起。這一趨勢自人類歷史開始時，就與我們人類同在。昌達認為，推動這一趨勢的主力軍其實從未改變——盡管經常變換稱號——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作用，而全球各地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關系也越來越緊密?？鐕?、非政府組織、激進的社會活動家、移民和游客一直持續推動著數千年前就開始的一體化進程。
昌達所講述的全球化故事大約起始于5.5萬年前，始于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modernhuman)走出非洲的旅程。當時，出于生存的需要，人類的祖先成為最初的冒險家，一代接一代遷移，占據了地球上的宜居地區，又沿著不同的路線進發，直到找到棲身之地安頓下來，而后再次走上征途，和其他分散的社群重建關系。
昌達將全球化這一過程置于“長時段”歷史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不但解答了世界如何走向全球化這一疑問，也有助于讀者了解現階段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各股力量。
在昌達的筆下，商人向往更好的生活、更有力的保障，所以劈波斬浪，遠渡重洋，這種人性的欲望從未消失;武士為實現政治抱負而攻城略地;傳教士滿腔熱忱，背井離鄉以勸服別人接納自己堅信的首善教義，這種熱忱至今也未曾冷卻;冒險家找尋新大陸，創造新機遇，而且樂此不疲，這種沖動也不曾平息——所有這些力量至今依然在發揮作用，令世界越變越小。
今天，更多的新鮮血液補充進來，但是其組織和陣營已經改變：移民和游客替代了過去的冒險家，部分非政府組織支持人權、環保、反貧困等事業，加入了傳統的傳教士行列，但是其奮斗目標卻超出了信仰的范疇。消費者人數激增，成為新型的全球化生力軍。
二
《大流動》一書的主體部分分為十章。在第1章中，昌達溯本求源，將人類種族的“首次全球化”活動追溯到5.5萬年前的冰河紀(IceAge)后期。當時人類的祖先中，有少數人結伴走出非洲，尋找更好的食物和安全保障。他們沿海岸漂泊，穿行中亞，一路捕獵，最終在各大洲安家落戶。他們的膚色和面部特征發生改變，說起不同的語言，形成不同的文化。在地中海東部沿岸、印度和中國，隨著城市文明的興起，商人、傳教士、武士和冒險家們開始發展多邊關系，推動全球化進程。
在第2章“從駱駝商務到電子商務”中，昌達將貿易發展的源頭定位于人類文明開始的時刻，并敘述至當代，以揭示貿易發展過程中，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分散之地通過商務網絡連為一體。隨著貿易的增長，貨物的增多，交通工具——從駱駝商隊到靠季風吹送的帆船，從蒸汽機船到集裝箱貨輪以及互聯網——也一直在提速。昌達講述了印度的手搖紡織工為全世界供應紡織品，但因工業革命而徹底消亡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人和程序員，他們通過光纖光纜和世界聯網，與世界更緊密地編織在一起。
在第3章“內藏乾坤”中，昌達詳細講述了三種日常用品——棉花、咖啡和微芯片的故事。這三種產品從全球商務中脫穎而出，在其內部蘊藏著全球互聯互通的玄機。棉花最初是印度的作物，然后被推廣到全世界，繼而被美國棉花取代。咖啡一度只在阿拉伯世界流行，但是后來它征服全球，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了工作崗位。今日全球化進程最倚重的工具當屬微芯片，它助推信息革命，也為幾乎所有工業產品提供技術支持，而它本身則是從全球科學知識交流中產生的數學和物理概念中演繹而出，這一科學知識交流過程前后持續千年，范圍遍及三大洲。
在第4章“傳道世界”中，昌達探索傳教士在同人類社群接觸、聯系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出于人類的精神需求和信仰的發展，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鼎足而立，傳遍全球。昌達認為，今天的環保組織等，是新型世俗化的“傳教士”，他們宣講人權、環保、反貧困的“教義”，加強了世界各地的聯系。
第5章“周游世界”講述了冒險家的故事。人類中的冒險家因為好奇而走上探險和發現之旅，這種好奇心正是將地理上各自分離的世界連為一體的重要因素。早在公元前 500年，迦太基大將漢諾(Hanno)就乘舟沿非洲西海岸漂流。 14世紀起，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還有馬可·波羅(MarcoPolo)和費迪南德·麥哲倫等人紛紛走上旅途。無數冒險家拓寬了世界版圖，也為創建今日的一體化世界貢獻了力量。今天，千萬移民離家闖蕩，追尋更好的生活，千萬游客也急于出行，他們共同筑成日益堅實的橋梁，將全球各地連為一體。
在第6章“帝國經緯”中，昌達循著歷史軌跡，考察那些志在天下的統治者和武士在全球化進程中起到的作用。從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到成吉思汗(GenghisKhan)，這些統治者實現了抱負，將八方土地和各個族群納入其治下，不僅催生出更多樣化的基因庫，而且傳播各民族文化。昌達指出，帝國——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統治者們構筑的政治體系，促進了法律和語言統一以及全球動植物物種交流。
第7章“奴隸、細菌和特洛伊木馬”探究全球聯系擴展過程中最陰暗的部分。越來越多的商人、傳教士、武士和冒險家走向世界各地，他們也帶去了嚴重的問題。從一開始，他們就將在他鄉抓獲的戰犯以及普通百姓變為奴隸。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后，更是逐步將蓄奴制推向高峰，美國各地因此出現多種族社會。16世紀的西班牙殖民者則將天花和流感病毒帶到美洲。今天的計算機病毒制造者又利用高速光纖互聯網網絡，擾亂并破壞全球計算機運行。
第8章“全球化：從流行語到詛咒”考察了“全球化”一詞的成長歷程：1961年它怯生生地擠進英文詞典，之后，由于人們對世界互聯互通現象的認知不斷深化，“全球化”終于成為流行詞。這一歷史時期，由于管制放寬和技術進步，世界范圍內的貿易和投資如虎添翼。但全球化進程滋生出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人們逐漸開始重新評估毀譽參半的“全球化”。第9章“誰害怕全球化”討論了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全球化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后果。
昌達在最后一章“前路漫漫”中總結了全球化進程，，指出目前必須面對的全球性挑戰是到底該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將暫時被排斥在全球化體制之外的人群納入全球化進程，并遏制部分發達國家日益囂張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保護主義思潮。
三
今天，全球化毀譽參半，面目難辨。昌達指出，全球化的進程中，贏家往往成為全球互聯互通的規則制定者。西方的反全球化思潮又是一個例證：一旦利益受損，掌握權力的一方就想改變游戲規則。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人一直在鼓吹自由貿易的好處，現在，西方人似乎突然害怕其加入了全球貿易系統的中國人、印度人和越南人。
昌達引用納粹崛起的史實警告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思潮，有可能蘊育著重蹈歷史覆轍的危險。1929-1933年，第二次全球化進程在關稅壁壘和移民限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浪潮中戛然而止，引發了全球大蕭條，世界貿易額降幅超過50%。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寫道：從全球化失敗中撈取最多的政治資本的人，當屬希特勒。在德國，大蕭條造成的經濟動蕩，政治上的幻滅感，人民渴望“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渴望，都為納粹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希特勒在競選演說中反問選民：“當今世上，有太多的國際主義、國際道義和國際契約，這些到底給德國帶來了什么呢?”昌達指出，希特勒的反問，與今天很多發達國家中的反全球化言辭如出一轍。而德國當時的反全球化的結果，就是希特勒上臺。
昌達指出，從歷史觀點看，世界一體化進程已經持續了數千年，今日的全球化世界從中誕生。這一進程無法逆轉。今天互聯互通的全球化世界中，可供使用的人力資源以及創造力無比豐富。昌達警告說，如果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為了逢迎其國內的民粹主義政治風向，突然試圖阻斷全球化進程，將是嚴重的錯誤。20世紀上半葉的戰爭和衰退已經提供了慘痛而深刻的教訓：在世界一體化過程中，會發生一些無法避免的難題，如果因為找不到簡單的解決辦法就強制性地切斷人類共同體之間的聯系，后果將十分可怕。昌達此書寫于2007年，但“言猶在耳”，美國等富裕工業國走上了昌達所警告的道路。后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昌達在該書的結論處追問：全球化是否有脫軌的危險?有人覺得高枕無憂，因為全球化的世界聯系緊密，無法拆分。但昌達提醒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作家安吉爾曾預言說，從經濟的角度看，世界大戰不可能發生。當人類被狂熱的情緒左右時，則無法保持經濟實用主義原則和理性主義信念，這類實例史不絕書。但是，昌達又指出，仔細閱讀歷史，我們又會發現，全球化進程不會終止。世界的互通互聯是復雜的歷史進程，在數千年中，其勢頭越來越猛，任何人都無法終止這一進程，也不可能解除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多重聯系。歷史上出現過使全球化進程受阻的重大事件，比如羅馬帝國覆滅和歐洲黑死病蔓延，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貿易崩潰、移民中止，但這些事件也只是暫時中止了全球化進程，延緩了人類共同體的交流活動。昌達警告說，此時(他寫作此書的2007年)人類可能再次走向這樣破壞性的階段。想到2008年就發生了肇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昌達的警告可謂頗具前瞻性。
昌達指出，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人們的思維進步的速度。人們仍然固著于狹隘的國家主義觀念，只愿意保護國境之內的土地和人民，用國境線、鐵絲網、安全部隊和海關官員，將自己與其他國家、地區分割開來。但其實今天的人類，起源于共同的非洲祖先，出自非洲那個叫做“頓亞”的村莊。看不見的歷史經緯，將人類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人類的欲望、報復與恐懼合在一起，織就人類共同的命運。昌達在全書結尾時總結說，人類必須克服狹隘的民族觀念，超越宗派利益，將命運聯結、交織在一起。叫停全球化毫無意義，因為無人能夠叫停。我們只能通力合作，努力調整迅速融合的世界的發展方向，推動全球化走向更和諧的道路，因為全球人類的命運實際上息息相關。
四
總的來看，昌達此著背景宏闊，敘述生動，充滿逸聞軼事，富于故事性，體現了昌達記者與學者的雙重素養。昌達簡潔明快地將塑造全球化的生力軍歸納為“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武士”，的確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當然，有些書評家對昌達此著略有批評。比如亨特(B.Hunter)認為,《大流動》一書盡管立意新穎，但并沒有全面解釋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推動當今世界變革的權力結構。
如果我們在更宏大的理論視野中審視昌達的“全球化生力軍”四種劃分，或許會有更加豐富和多元的洞見。昌達所分析的四種“全球化生力軍”——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武士，大致類似于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所謂的硬實力(帝國、武士、冒險家)和軟實力(商業\信仰\文化)之分，也類似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脈絡中的“王霸之辯”。比如，英國學者佩里·安德森追溯了歐洲政治思想脈絡中的“霸權”觀念和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脈絡中的“王霸之辯”，認為歐洲的“霸權”概念強調國際關系中的強制(武力、暴力、硬實力)與合意(同意、認同)的綜合控制，由此而逐步確立軟\硬實力的綜合平衡，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王霸之分”，在于“王道”追求價值觀上的合意認同(仁、禮)，而“霸道”追求赤裸裸的強力運用。中國儒家思想尊崇前者而譴責后者，但在國際、國內權力關系的實際建構中，卻又陷入“儒表法里”的雙元結構。結合昌達所謂的四種“全球化生力軍”的區分，如何建立硬實力\強力、軟實力\價值觀或者“王道\霸道”的協調平衡，則是《大流動》引發的更深入、更豐富的議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