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山東的王姐在北京從事家政工作，一干十多年越發得心應手，收入也不錯，唯一苦惱的是在北京沒交社保，總覺得有后顧之憂。她告訴中國經濟時報：“家政公司規模小，流動性大，阿姨們都不是本地戶口，公司沒給她們交社保，退休了也沒有保障。”
王姐服務的90后小張夫婦也是靈活就業人員，以前穿梭于各大片場當群演，疫后在家做網絡主播帶貨。“我們很想在專業技能上快速提升自己，成長為像薇婭那樣的大腕，但不知道去哪兒找靠譜的專業培訓。”小張說。
目前，我國靈活就業規模達到2億，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新引擎。因此，搞活和規范發展靈活就業迫在眉睫。
近日，我國對進一步支持靈活就業作出具體部署，將堅持放開搞活和規范發展并重，社保、補貼、培訓等一樣都不少。接受本報采訪的專家認為，插上制度保障的“翅膀”后，靈活就業“蓄水池”
將增大，高質量就業更加可期。
做大靈活就業是大勢所趨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就業創業研究室研究員張麗賓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認為，隨著新經濟、新技術的發展，傳統就業形態被打破，勞動力市場悄然發生蛻變，靈活就業模式正成為主流。外賣騎手、家政阿姨、網約車司機、網紅主播、微商等新職業不斷涌現，人員和規模加速拓展，形態和種類日趨多元化。
“從更大方面來說，中國正處于一場技術、經濟、社會多重變革轉型的浪潮中，農業需要的勞動力越來越少，制造業創造的崗位也越來越少，以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成了新的就業蓄水池，符合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趨勢。疫情影響之下，靈活就業的優勢性、重要性愈發凸顯，這也是全球性的大趨勢。”張麗賓說。
然而，相關勞動保障不夠健全，常常讓這個群體的安全感無處安放，制約了其進一步健康發展。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趙文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現在很多靈活就業如外賣小哥并不是直接跟平臺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外包給了中介，繳納的是商業保險，沒有社會保障，尤其是工傷保險，一旦出現交通事故等糾紛，很難追責到平臺。勞動關系不明，社會保障空缺，勞動監管薄弱，真正屬于“弱從屬、無保障”。
中國社科院相關調查顯示，我國注冊的外賣騎手人數已超過千萬，但六成以上沒有社保，至今存在著巨大的勞動合同真空。
另外，技能培訓訴求、貸款擔保需求、就業環境規范等也亟待完善。
制度為靈活就業保駕護航
對此，我國政府反應靈敏、出手迅速，已為靈活就業按下“加速鍵”。
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明確提出“要用機制性的辦法來解決可能出現的職業傷害”。3月3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推進靈活就業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擴大工傷保險覆蓋面。5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提出，正研究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推動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開展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或不合理的收費罰款規定，為靈活就業創造好環境。緊接著，5月20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表示，堅持放開搞活和規范發展并重，降門檻、強扶持、優服務、促孵化，強化政策供給，創造更多靈活就業機會。
張麗賓表示，靈活就業作為當下就業增收的重要渠道，要想穩住就業大盤，這個重要抓手必須抓牢。從一系列會議透露出的信息看，政策制度有很大的突破，其核心就是促進靈活就業健康發展，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提高就業質量，從而助力穩就業保民生。這反映我國政府對整個經濟社會形勢把控非常精準，順勢應時，直面問題，彰顯民生關懷。
趙文認為，社會保障問題是新就業形態最大的難點。應加快推進制度改革，放寬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條件，吸收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盡快推廣職業傷害保障，研究探索符合靈活就業特征的失業保障制度，探索建立一套適應新業態用工的保障體系。
總之，基于經濟增長形勢和勞動力市場環境的變化，社會保障體系也應進行相應調整，讓勞動者“應保盡保”，幫助靈活就業群體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事實上，相關措施近期已陸續在部分地方先行先試。例如青島市新業態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相關政策將于近期出臺;廣東省人社廳5月10日發文，全面取消靈活就業人員養老保險戶籍參保門檻，為異地戶籍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提供便利。自6月1日起，在浙江省(含寧波市)和重慶市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保險主要面向外賣員、滴滴司機等各種靈活就業人員。
在國家層面，人社部近期透露，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問題關系到廣大勞動者切身利益，相關政策正在修改，預計今年年內出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