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過度施肥是個公認的難題。為患多年的太湖藍藻爆發、滇池水質污染，都與周圍地區農田的化肥流失息息相關。
國際上的歷史經驗表明，隨著經濟發展，農業化肥用量通常會出現倒U型的拐折。中國近年來一直在推廣“4R原則”(選擇正確的肥料品種、采用正確的肥料用量、在正確的施肥時間、施用在正確的位置)、測土配方等科學施肥技術，但施肥量的歷史拐點遲遲沒有出現。
“面源污染其實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問題。”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谷保靜6月24日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
通過調研全國范圍內逾2萬農戶，浙大的一個跨學科團隊發現農業經營規模過小、農田“碎片化”是中國單位面積化學品施用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量化統計顯示，戶均耕地面積每增加1%，每公頃化肥和農藥施用量分別下降0.3%和0.5%。
以谷保靜為共同通訊作者的相關論文，近日發表在頂尖學術雜志《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他認為，土地規模是承載技術的平臺，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由兼職的“農民工”升級為專業化的農業經營，相關農業“減肥”技術才能落地。
從這個意義上，通過農地流轉政策和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規模化，可能是破局的關鍵點。
經濟發展了，中國的化肥使用量為什么沒降下來？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數據，中國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相比歐美、日本、巴西等國家，多了1至3倍，農藥施用量則多了1至6倍。谷保靜提到，2015年《自然》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施肥量和經濟發展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往往是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肥料的生產和消費量越來越多。而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對“金山銀山”的追求會慢慢轉向“綠水青山”，人們開始用新技術解決環境問題。
歐美國家普遍在上世紀70年代迎來了這樣一個倒U型的拐點。而中國的農業“減肥拐點”遲遲沒有出現。
中國(紅)、日本(灰)、巴西(綠)、印度(黃)、歐盟(橙)、美國(淺藍)、世界平均(深藍)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自1960 年來的變化曲線
對于工業點源污染來說，利用法律和經濟手段控制排污口直觀而有效。對于化肥這種農業面源污染來說，從源頭上控制化肥施用量十分困難。
中國農民為什么不愿意少施化肥?回答了這個問題，可能就找到了破局的方法。
谷保靜注意到，在實驗室或示范工程中有效的“減肥”手段，往往在因農地的碎片化而落不了地。比如“測土配方”技術，需要根據土壤測試在農業科技人員的指導下找到最因地制宜的化肥配方，農地的碎片化程度越高，測土配方就越難推進。他由此開始思考土地規模在其中起到的因素。
在控制了作物種類、地域、氣候條件等自然因素，和肥料補貼、肥糧價格比、GDP等經濟因素后，農地規模對于化肥使用量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戶均耕地面積每增加1%，每公頃化肥和農藥施用量分別下降0.3%和0.5%。
兼業“農民工”，拒絕專業“減肥”
為什么小農戶反而成了施肥“大戶”?谷保靜解釋道，這與技術的落地成本有關。與農用機械、灌溉設施等農業技術相似，學習“減肥”知識技術是一種固定成本，隨著農地規模的增加變化不大。因此，對一些小農戶而言，為了小規模農地而投入大量固定成本是“不劃算”的。
國內大力推行的 “4R原則”、測土配方，由此也難以調動小農戶的學習和應用積極性。
另一方面，兼業是中國農村的一種普遍現象。尤其是青壯年農村人口，如果家中經營的農地規模很小，往往一年中大量時間都在城鎮中工作，短暫幾天回到農村勞動，傾向于“一炮轟”的一次性施肥方法。
谷保靜回到河南老家調研時，當地農業部門官員介紹道，農民每年在家經營農地的時間平均只有4.7天，其余的時間在城鎮跑出租車。
在“打工”與“種地”之間，存在一種預期收入的競爭關系。研究量化分析認為，18畝是一個臨界點。耕作面積超過18畝后，農民才覺得專心農業勞動比進城打工更為賺錢。
然而，據谷保靜介紹，目前中國農村的戶均耕地面積是6到8畝，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也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不在技術，不在工程，而在制度
碎片化的農地和兼業的農民工，既不利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生態環境的改善。論文指出，如果中國的土地規模得到充分擴大，在不影響糧食產量的同時，化肥和農藥施用量將分別降低三分之一和一半，農業收入也會提高一倍。
這項研究的政策意義也由此顯現：中國正在完善農地流轉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雖然看起來和化肥沒有什么關系，但最終會促進農業走上規模化的道路，幫助農田“減肥”，改善生態環境。
兩組獨立調研得出的中國農地面積分布情況 單位(公頃)
“現在關于面源污染治理，國家瞄準的方向還是投錢，用工程的方式來管理。水專項一批一批投入了大量經費，但效果也有限。”谷保靜說道。“實際上我們這個研究就告訴國家，面源污染治理的突破口不在技術，也不在工程，而在制度本身。”
在促進農地流轉，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后，化肥和農藥污染就自然而然會得到緩解。另一方面，只有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享受一體化的公共服務，小農戶才會舍棄將家中的一畝三分地當做“社保”的心態。
讓留在農村的人口從事規模化的農業生產，讓進入城鎮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化，在谷保靜心中，這是社會應該發展的方向。
中國農村家庭調查數據庫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關于中國農田“減肥”的論文是基于浙大中國農村家庭調查數據庫的首個在頂尖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包含了2011年至2017年間的4輪中國農村家庭的追蹤調查數據，涉及中國農村家庭比較完整的信息，包括家庭的基本結構、就業、收支、財富、農業生產經營、土地利用與流轉、人口遷移與市民化、金融行為、社會保障、教育等各個方面。
具體包括：2011年全國25個省(市、區)的農村家庭樣本共5120戶17276人，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2013年全國29個省(市、區)的農村家庭樣本共16511戶49060人，樣本增加了省級代表性;2015年全國29個省(市、區)農村家庭樣本共22535戶76675人;2017年全國29個省(市、區)農村樣本共12732戶81945人。為便于對比研究，各年度的調查還包括了相應的城鎮家庭的數據。
浙大中國農村家庭調查數據庫取樣地圖
谷保靜說道，研究團隊下一步將嘗試更量化地分析農業規模化的影響，從科學上解釋小農戶的行為，并試圖進行制度分析。比如，在實際調研中，團隊發現由于契約精神不足等方向的原因，農地流轉會出現倒退的情況。此外，氣候變化給農業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因素。
“我們會持續考慮農業規模化的資源環境效應，去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并找到什么東西會影響規模化，通過什么路徑影響規模化。這其中，涉及農民的行為、農民的偏好、農民的收入、農民的社保、農民的風險規避等方方面面。最終，它們與資源環境緊密相連，與社會制度也緊密相連。”谷保靜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