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
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事故發(fā)生后，“女司機逆行”的說法與事故發(fā)生的消息幾乎同時出現在網絡和微信平臺上，很多人對女司機口誅筆伐。雖然在真實情況公布之后很多人反思“欠女司機一個道歉”，但如果沒有這個反轉，如果確實是逆行導致了如此慘烈的車禍，批評一下逆行者其實并無不可。盡管批評聲中不乏對“女司機”群體的嘲諷，但更多還是表達了對導致嚴重事故造成重大傷亡的違章者的義憤。
如果因為女司機是無辜的而且被錯怪，承受了不該承受的責難，首先應該道歉的不是依據報道給予批評的讀者和網友，而是最初消息源的發(fā)布者，以及發(fā)布新聞且為其貼上“女司機”標簽并有意突出和放大的相關媒體，包括傳統媒體、新媒體和自媒體。某些媒體在標題或副標題中使用醒目的“女司機”標簽時，對后續(xù)反應難道沒有預判嗎?后續(xù)對女司機群體的撻伐難道不是某些“女司機”一詞使用者引導的結果嗎?
作為區(qū)別于“男司機”的“女司機”，這個詞語最早出現時并沒有今天這般味道。早些年，司機群體中多數為男性，之所以對“女司機”要加上一個性別定語，就是為了使信息更加清晰準確，避免信息的接受者對當事人性別產生誤判。如同女飛行員、女儀仗兵，以及男護士、男保育員等等，如果不特別說明，或使人錯判性別。
正因為如此，最初報道交通事故時出現“女司機”一詞，大約也只是為了使信息更加精準。因為女司機相對較少，女司機肇事也相對較少，有時反倒成了一個吸睛的新聞點，隨著女司機相對量和絕對量的不斷增加，對女司機事故的報道也不斷增加，且更加醒目和突出，終致女司機是“馬路殺手”的調侃不脛而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媒體特別是自媒體從吸引眼球和流量考慮，也往往有意去迎合這樣的說法。其表現在于，一是大量男司機肇事事件未必有人報道，而女司機肇事案則曝光率很高;二是男司機肇事即使被報道，因為沒有吸睛點，往往不被人關注，而女司機肇事則會成為關注和議論的焦點，于是便形成了報道越多，越引發(fā)關注和議論;越容易引發(fā)關注和議論，就越被重點報道和特別“關照”的惡性循環(huán)。
無論是對女司機肇事的特別關注，還是對整個女司機群體的調侃，即使夠不上性別歧視，也是一種與實際情況不符的不公。不僅這樣的說法沒有大數據的支撐，且許多數據還證明，無論是肇事的絕對量、相對量，還是事故的慘烈程度，男司機都遠高于女司機。10月29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披露，2016年男司機發(fā)生的交通事故與女司機相比，杭州市是6倍，南京市是2.4倍，而女司機肇事致人死亡數僅為男司機的五十分之一。其他數據也證明，交通肇事者中的男女比例明顯高于司機中的男女比例。
現實生活中，與女司機被污名化類似的，還有“老人變壞了”或是“壞人變老了”的說法。與“女司機”相似的是，“老壞人”或“壞老人”之說也完全沒有大數據的支撐。筆者長期觀察發(fā)現，從“扎堆過馬路”到自助餐的浪費，各個年齡段都大有人在，至于“碰瓷”和“霸座”，當然多是年齡較大者，但把各類違法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做一個年齡分組，會發(fā)現不同行為中的年齡比例雖有所不同，但整體上不會支撐一些人對老齡群體的非議和責難。
判別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是否在性別、年齡、種族、地域等方面存在偏見和歧視。公眾的態(tài)度和反應固然是重要的，而媒體更不應忘記自己應負的責任和道德擔當。無論是正規(guī)媒體還是自媒體，也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平臺，都不要為了流量和閱讀量，有意臆造一些與實際不符且有歧視傾向的熱點和概念，而讀者和公眾也應該多一些理性、客觀的判斷和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