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王俊 北京報道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嚴重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沖擊道德底線，社會深惡痛絕。為進一步落實好修訂后的刑法、未成年人“兩法”，以“零容忍”的態度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為，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
《解釋》對教師、監護人等特殊職責人員性侵未成年人，侵害農村留守女童、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人，以及利用網絡裸聊、索要裸照，利用網絡散布性侵害視頻等社會關注問題，進行了回應。
【資料圖】
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優勢地位迫使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 以強奸論處
“從嚴懲處”是《解釋》非常鮮明的特點。
《解釋》明確了奸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第一條針對刑法規定的“奸淫幼女從重處罰”，列舉了六項應當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包括采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奸淫的，侵入住宅、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奸淫的，對農村留守女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人實施奸淫等等。此外，《解釋》還明確，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認罪認罰，應當從嚴把握是否從寬處罰及從寬幅度。
針對司法實踐中危害嚴重、應予嚴懲的突出情形，作出加重處罰或者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的規定。對刑法中“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情節如何適用，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品誘騙、控制被害人等，屬于“情節惡劣”，應當加重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對負有照護職責人員，《解釋》也有了細致的規定，明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對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法定刑較重的強奸罪定罪處罰，以依法、準確、有力懲處犯罪。
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一庭庭長何莉解釋稱，對于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對未成年人的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實質是違背被害人意志的非自愿行為，對行為人不能認定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而應認定為強奸罪。例如，父母威脅不給生活費甚至趕出家門、醫生威脅不給予恰當治療、老師威脅不予考試通過、教練威脅不給予上場比賽機會等，脅迫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就應該認定為違背被害人意志，構成強奸罪。《解釋》對這種情形作了明確規定，以避免輕縱犯罪、確保罪刑均衡。
拍攝奸淫、猥褻過程以此脅迫被害人的 加重處罰
“隨著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執法司法面臨日益復雜的情況。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趨低齡化，隔空猥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犯罪層出不窮。”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那艷芳表示。
何莉表示，當前，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網絡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索要裸照、視頻，繼而在線下進行性侵害，甚至利用網絡散布性侵害的視頻、照片，犯罪線上、線下交織，危害很大。
針對這種情況，《解釋》明確，對脅迫或者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者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的，依照猥褻犯罪處罰；對拍攝奸淫、猥褻過程或者被害人身體隱私部位，以此脅迫對被害人實施強奸、猥褻，或者致使影像資料向多人傳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應當依法加重處罰，回應信息網絡時代未成年人保護的新問題。
記者注意到，就在兩天前，最高法對三名強奸未成年人的罪犯依法執行死刑，在這三個案件中，犯罪分子均是通過網絡聊天的手段，專門挑選小學或初中女生作為侵害對象。
未成年人受性侵后主張精神心理治療費用 應支持
《解釋》規定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主張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費用的，可以支持。
何莉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表示，精神傷害是性侵害犯罪的主要危害后果之一，但這一點以往容易被忽視。未成年人身心發育不成熟，受到性侵害后，一些被害人出現精神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及時治療，會對未成年人成長和學習、生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危害很大。
《解釋》明確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可以主張民事賠償的范圍，并將未成年人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所需的相關費用，明確為可依法獲得支持的物質損失，有助于未成年人及時獲得足夠賠償進行醫療診治，早日走出被害陰影，回歸正常生活。
同時，《解釋》要求，主張上述賠償，應當有鑒定意見、醫療診斷書等證明需要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目的是既要保證確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得到及時救治，又能使賠償數額的認定有相應事實證據支持。“鑒于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具有專業性、復雜性，希望各地司法機關、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各界準確理解該規定的精神，使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及時診治、依法維權，讓未成年被害人切實感受到司法關愛，讓全社會更加關注被害人精神心理健康。”何莉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