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后，高瓊仙回到家鄉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縣，至今已在貢山工作5年。
高瓊仙是獨龍族的第一個女碩士(見本報2012年8月30日報道《獨龍族走出八○后研究生》)，在她看來，回鄉意味著“責任”。
而這個“責任”，正是她的大伯、貢山縣原縣長高德榮幾十年來身體力行教給她的。2019年9月29日，65歲的高德榮被授予“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習近平總書記給他頒授獎章時，問他：“老鄉們好嗎?”
獨龍族是新中國成立后，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少數民族(即“直過民族”)。
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牽掛著獨龍族同胞。
2014年，獨龍江公路隧道貫通前夕，總書記寫信勉勵獨龍族同胞加快脫貧致富步伐;2015年1月，總書記到云南考察時，會見了高德榮等貢山縣干部群眾;2018年，獨龍族實現了整族脫貧，成為我國第一個整族脫貧的少數民族，獨龍江鄉黨委給習近平總書記匯報了這一喜訊。
2019年4月10日，總書記回信祝賀鄉親們，“得知這個消息，我很高興”，他在信中寫道：“讓各族群眾都過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來的心愿”。他鼓勵鄉親們再接再厲、奮發圖強，“脫貧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還在后頭”。
今年3月19日，云南省政府發布的一條新聞令人振奮：云南11個“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26.69%下降到2.41%，除怒族和傈僳族外，獨龍、德昂、基諾、佤、普米、阿昌、拉祜、布朗、景頗9個“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實現整族脫貧，千年跨越，歷史性告別絕對貧困。
“一族一策、一族一幫”
10年前，高瓊仙回家的路是中央民族大學學生里最遠的之一。從北京到昆明再到獨龍江鄉，路上的時間最少5天。
因為海拔5000多米高的高黎貢山的阻擋，獨龍江鄉直到1999年9月才通車，即使通了公路，79公里的山路路況極差，每年12月到次年5月，大雪封山，一年中有半年不能通車，獨龍江鄉成為與世隔絕的地方。
每年封山之前，獨龍江鄉的村民們，要把糧食、洋芋、鹽巴、藥品、化肥等生活生產用品，用貨車或人背馬馱的方式拉運回鄉。
2015年11月，經過歷時4年的施工，長達6680米的獨龍江公路隧道貫通，獨龍江鄉告別了大雪封山的歷史。過去，巴坡村村民迪世榮靠趕馬運送物資，如今開車3個多小時就能從獨龍江鄉到貢山縣城進貨。
隨后，獨龍江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村組公路修通，建設了魯臘、普卡旺橋等5座跨江大橋，村民出門不再靠溜索過江。2019年4月，獨龍江鄉成為云南第一個開通5G網絡的鄉鎮。
水、電、路、通訊及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顯著改善也發生在其他“直過民族”聚居區。云南省政府扶貧開發辦公室的數據顯示，“直過民族”聚居區604個貧困村都通了硬化路、生活用電、動力電、光纖、寬帶。
“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云南把‘直過民族’聚居區作為全省脫貧攻堅的重點。”云南省政府扶貧開發辦公室主任黃云波說，截至目前，云南集中投入343.9億元，實施能力素質提升、勞務輸出、安居工程、培育特色產業、改善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等六大工程。“一族一策、一族一幫”的特殊政策，使“直過民族”聚居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智志雙扶改變命運
今年7月，寧蒗縣民族中學的盧磊以709分的成績成為麗江市理科第一名、云南省第59名，考入了他心儀已久的清華大學。他所在的“海安班”，今年高考全班平均分616.6分。
地處滇西北高原的寧蒗縣，位于高寒冷涼山區，除區位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外，這里的貧困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的貧困。
1988年，寧蒗縣委、縣政府以優惠價格為江蘇海安提供緊缺木材，海安派出骨干教師到寧蒗支教，開啟了東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1990年后，為保持水土禁伐森林，“木材換人才”的約定成為歷史，但寧蒗與海安的教育合作延續至今。32年來，寧蒗從一個教育弱縣成為云南省的教育強縣，跨入全國民族教育先進縣行列。1萬多名大、中專生學成返鄉，成為“小涼山”脫貧攻堅的中堅力量。
近年來，“直過民族”區域的貧困村不僅第一次有了自己民族的大學生，還有了博士研究生。
云南中醫藥大學副教授陳清華就是獨龍族第一位博士。陳清華的哥哥陳建華自挪威留學回國后在云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們的父親是最早一批到獨龍江鄉支教的教師，母親是當地一位獨龍族女子。
教育和智力扶貧不僅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也正在改變一個個民族的命運。
西雙版納州勐海縣布朗山鄉曼囡村曼班三隊駐村工作隊員羅志華對此深有感觸。
西雙版納州13個世居民族中，有基諾、布朗、佤、拉祜、景頗5個“直過民族”。2019年年末，這5個民族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羅志華是勐海縣畜牧獸醫工作站高級獸醫師，拉祜族。2015年，他和3名隊員被派駐到曼班三隊參與扶貧。這是一個只有17戶57人但全部是貧困戶的拉祜族聚居村，經過兩次搬遷，2011年，曼班三隊才在現在的寨子里定居下來。
2015年以來，當地政府硬化了村寨道路，修建了籃球場，改造了村民家里的廚房和衛生間，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和燃氣灶;通過技術培訓，曼班三隊的水稻獲得了大豐收;工作隊幫助村民發展小耳朵豬和茶葉產業，羅志華教村民科學養豬，為村民創收32萬多元。
工作隊還開辦了掃盲班和學前班，讓大齡村民和小朋友從“1、2、3”開始寫，從“中、國、人”開始念，現在大多數村民能聽懂漢語，會寫自己的名字。羅志華說，如今有20多個村民會用智能手機，會用微信語音聊天、發圖片，有時候他們會發信息問“羅隊長，吃飯了沒”。
云南省扶貧辦的資料顯示，近年來，云南全面推廣手機App技術應用，對18.43萬人次進行了就業培訓，轉移就業12.41萬人。
與此同時，教育部組織40余所部屬高校和10個東部職教集團對口幫扶，在招生、師資隊伍培訓以及產教實訓基地建設、學科建設、智力扶貧等方面，給予“直過民族”區域大力支持。
民族文化在脫貧攻堅進程中發揮著助推作用
李娜倮是云南普洱市瀾滄縣勐根村老達保村一名土生土長的拉祜族農民，她也是村里自創的演藝公司副董事長。
老達保村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牡帕密帕》的保護傳承基地之一。2013年以來，村民自發成立瀾滄老達保快樂拉祜演藝有限公司，200多個演員都是村民，他們自創拉祜族民歌300多首，其中李娜倮創作歌曲30首，受邀到國內外演出。演出收入成為村民收入的重要來源，2018年老達保民族文化助脫貧入選聯合國“中國扶貧成就展”。2019年年末，老達保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1240元。
生活在西雙版納的基諾族，是我國56個民族中最后一個被確認族名的民族，在各方的幫助下，2019年，基諾族成為了率先整族脫貧的“直過民族”之一。展示國家級非遺項目“基諾大鼓舞”的基諾山鄉巴坡村每年接待游客20多萬人次，2019年，旅游總收入2426.12萬元。在景區工作的村民有60多人，每月收入三四千元。
基諾山寨藝術團團長陳建軍說，基諾族人口雖然少，但獨特的民族文化帶動了當地村寨脫貧致富。景區每年給巴坡村分紅30余萬元，還設置了一些免費攤位，讓村民出售水果、蜂蜜等土特產品。景區外的村民也做起民宿、餐飲等旅游服務。
“民族文化在脫貧攻堅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馬開能看來，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經千百年積淀，已內化為各少數民族穩固的價值觀體系。扶貧與扶志的結合，離不開對民族文化的尊重與傳承。
他介紹，為精準保護、傳承和開發，云南共收集“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文化數據約1300條;實施民族文化保護傳承和“雙百”工程5年來，共保護傳承“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傳統文化項目198個，涉及語言文字、文物古籍、歌舞樂、工藝美術、建筑服飾、醫藥體育等內容;命名并扶持“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傳統文化突出人才1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