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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之水著《先秦詩文史》今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乃是此書二十年來第三個版本。即如作者所說，當初寫作時“常在一起論文的仍是文友止庵君”，前些時我們一起做活動時，還回憶起不少相與切磋的細節，頗有意思。說來對于揚之水的著作，我稍稍能插上話的只有這一本和《詩經別裁》，若是名物系列研究則如《莊子》講的，“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
《先秦詩文史》書名頗別致，可也容易誤解，或者指為不得要領。作者在小引中說：“以先秦詩文史為題，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它所討論的范圍是以文字為表達形式的作品；其二，先秦時代與今天所說的‘文學’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來的存在方式，即詩也，文也，來稱呼我們的討論對象，或者更為自然……在‘文學’尚未獨立的時代，先秦詩文可以說是彼一時代精神產品的總和，其間卻并沒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別，且唯其不分，而能夠顯示出一種特別的豐厚。”不啻顯示了某種姿態，即不愿將談論對象硬行納入當下的價值體系；與其做評價者，不如做敘述者，史家之兩重身份，作者先自卸卻一重。雖然有關歷史的敘述不可能徹底消除評價的色彩，但是作者之努力消除評價的時代色彩，卻是顯而易見的。這使得本書在具有“怎么樣”的價值之前，先已具有“不怎么樣”的一番價值——如果我們因此而批評它缺乏什么，則近乎《莊子·田子方》所謂“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問題在于我們而不在作者。這可以說是有關批評的一點道理。
也許是要強調這一立場，當作者完成了所有敘述，又在后記里重提此事：“全部完稿之后，才發現把它放在文學史之列，實在很覺得不像。敘述的語言，選取的角度，乃至它的體例，皆有不合，再看看近年出版的各種文學史，或以理論與概念趨新見勝，或以搜羅宏富見長，這一本小稿則既無理論色彩，亦未曾征引很多的材料，所引者也多是手邊現成的常用書；時代背景、思想傾向，等等，更鮮有涉及，甚至于文學史的方方面面，也省略不少。如此，說它是‘先秦詩文讀本’，也許更為合適。又或稱作‘我讀先秦詩文’，也還可以解釋其中種種的省略與不合規矩。總之，它記錄的只是我的讀書心得。”所說正是前述“不怎么樣”與“怎么樣”的問題。“不怎么樣”姑且擱下不提，我們來看“怎么樣”到底怎么樣吧。
回到前引作者小引里那番話，說“詩”說“文”，直接面對先秦詩文“本來的存在方式”，如此而有可能做到的，或許亦與作者自認的“先秦詩文讀本”或“我讀先秦詩文”不無差異，譬如文體研究，這也是不同于尋常文學史的文學史寫法。不過這里自有困難。所謂文體，總意味著某種東西相對固定下來，至少有跡可循，然而先秦詩文尚屬草創，文體的說法恐怕只適用于它們之后。天下文章本無定規，我們現在竭力求“活”，當年作者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可能“詩”“文”仍是后人說法，彼輩多半不曾想到自己是在“寫詩”“作文”呢。況且那些著述，大到一書，小到一篇，往往經由后人編就，未必出自一人之手。好比《莊子·逍遙游》鼎鼎有名，開頭講到鯤鵬，同樣意思接連說了兩遍。要么無所規范，要么雜湊而成，自有一種鮮活氣象，卻是學之不來的；也許趕巧如此了，反正并非體裁本身要求，一定要以文體論之，難免牽強附會之譏。
“史”的另一可能把握之處，在于揭示其間某種演變過程，即便難談文體，談及文體的雛形也罷。不過具體到先秦，另外也有困難。作者于此語焉不詳，只有一處稍稍分明：“周秦諸子的文章，大抵可以看出各自的淵源來，如論辯之文在《左傳》《國語》《戰國策》中可以見出發展的線索，《孟子》《韓非子》等皆可以算在這一系，雖然又各自有著不同的創造，因此又形成不同的風格。《論語》承繼了記言記事的傳統，而在誠懇切實的空氣中，醞釀出生動的氣韻。《老子》格言式的述作，則有著由《周易》蜿蜒而來的文字血脈。”說實話，所能點撥的不過是大致門路，要想指認何人影響何人，談何容易。因為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令人信服地說出某些“文”問世的確切年代和先后順序。尤其是某些彼此風格約略呼應的作品，譬如《左傳》與《孟子》，《戰國策》與《韓非子》，到底誰先誰后，一時搞不明白。如此則文體或文體的雛形演變一事，實難真正討論。作者寫成“先秦詩文讀本”或“我讀先秦詩文”，說是有意為之也罷，說是不得已而為之也罷，恐怕也只能如此。
然而從可以坐實的情況來看，雖然不能盡知演變過程，倒也能夠體會當時此方面一種趨勢。作者講到孟子時說：“孟子大約以‘好辯’有名于當時，他所以在《滕文公下》的別一章中特別解釋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過這卻并不是孟子一個人的宣言。高談雄辯，乃彼時風氣，或融舊鑄新，或戛戛獨造，戰國諸子，幾乎無一例外于‘好辯’，正所謂‘君子必辯’（《荀子·非相》）也。如此，方蔚成今天我們眼中的那一片文學的繁榮。”
以“先秦詩文史”至少是“文”一部分而論，這實在是個重要環節。不如引此前一百來年的孔子作為對比。《論語》記錄孔子的話，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之類，往往是只講“然”而不講“所以然”，如果不是記錄者有意略去不計，那么對孔子來說，這個所以然就根本不是問題。他只告訴你是這么回事，也就行了。譬如這里，何以一定要“說”，要“樂”，要“君子”，乃是理應這樣，無須一“辯”。我們讀《論語》，覺得特別從容不迫；追根溯源，正在于此。降至孟子，不復是起先那個語境了。對于孔子及其同時代人乃是天經地義的前提已經動搖，必須講出所以然來才有可能服人，所以孟子要說“予不得已也”；而“好辯”若拿孔子的標準來衡量，離“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已遠，該說是“文勝質則史”了。“文質彬彬”，“質”要能幫襯“文”才行。而且正如作者指出，彼時并非孟子一人如此，大家都得多費口舌，中國文章，至此有一大變化，說是發展也行，正所謂禮崩樂壞，乃有文章，可是要想求如《論語》那般從容，已不可得了。《孟子》文采飛揚，卻略帶氣急敗壞之相。以后《荀子》雖然氣度稍為舒緩，又難免步步為營，不算活絡。《莊子》其實也是“后孔子時代”的產物，也好生一番論說，不過說得自得其樂，服人倒在其次，加之意思高妙，自是其是，所以別開生面，乃是可一而不可二的。說來“辯”亦有正反，孟子、荀子是要從已經不成其為所以然處說出所以然來，當然費力不討好了；若《韓非子》《戰國策》則是干脆由打相反處另樹一個前提，反而來得恣肆揮灑。凡此種種，無一不與“君子必辯”相關，《先秦詩文史》特別標舉此點，的確甚得要領。這里不憚辭費，特為補充說明幾句。
責編：姚晟琦審核：徐曉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