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因經營不善、市場風險等客觀原因造成信用卡透支款無法償還，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犯罪。
在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四種類型中，“惡意透支型”是敏感度最高的一種。這是因為，此類型犯罪是導致信用卡壞賬，乃至銀行壞賬的重要“推手”。在司法實踐中，為了個人享樂等用途“惡意透支”，且“數額較大”，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固然沒有什么異議，可如果是為了生產經營用途，又是否構成犯罪呢?
據澎湃新聞報道，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5集中，公布了第1120號案例，即梁某權、梁某藝透支信用卡案的審理經過，法院認為被告人將透支款用于生產經營，因經營不善、市場風險等客觀原因造成透支款無法償還，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為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犯罪，只是一般的民事糾紛。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檢察院隨即書面申請撤回起訴，法院裁定準許撤回起訴。
我國《刑法》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而2009年12月16日起施行的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有“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等6種情形，可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是觀之，當行為人在經營出現困難時明知透支信用卡很可能導致無法償還，仍透支用于經營，最終導致無法及時償還信用卡欠款，似乎就應屬于“惡意透支”。
法律是灰色的，但經驗之樹常青。事實上，對“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關系罪與非罪，并不能拘泥于個別條款，還應根據立法精神，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行為人申領行為、透支行為、還款行為等各種因素。如在這起案件的審理中，法院重點考察“行為人申領信用卡時有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行為人透支款項的用途”“透支款項時行為人的還款態度情況以及是否有逃避催收”，與司法解釋條文相比，這些“實務途徑”更有利于甄別當事人的主觀方面，也更加科學合理。
事實上，為合法經營而發生的“透支”，與通常意義上的“惡意透支”相比，目的動機并不相同。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基于正常融資渠道的困難，不少行為人才選擇鋌而走險，采取信用卡透支的方式，勉強獲取支撐企業運行的資金。究其真正的目的，并非是直接占有銀行財產，也不是故意詐騙。因經營方面的客觀原因，造成透支款無法償還，本質上歸屬于一般民事糾紛，依法承擔民事或行政責任即可。
動輒以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大棒論處，則是對《刑法》謙抑精神的悖離。《刑法》之所以嚴厲懲處金融犯罪，目的是維護金融秩序穩定和金融主體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打擊而打擊。法院區分“刑事”與“民事”，明確“如果案件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惡意透支至催收后未滿3個月期間所償還的款項應視為償還本金且應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扣除”，并不直接保護被害人基于被犯罪侵害而損失的孳息。這種謙抑精神的張揚，也釋放了民事規范的空間。
得到最高法加持的《刑事審判參考》，可為各級法院審判借鑒。不過，從本質上看，這并非司法解釋“準立法”，規范約束力畢竟有限。從長遠看，還需以司法解釋等途徑，更科學地界定“惡意透支”等，讓市場金融更加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