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記者 劉我風 通訊員 李然
《白癡》《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這些作品，都出自俄國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手。
今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說經典”系列：《窮人》《雙重人格》《地下室手記》《賭徒》等，于11月5日邀請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軒，北大俄語系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趙桂蓮，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地下室手記》的翻譯者劉文飛縱談他們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接受極目新聞等全國媒體的線上線下群訪。
人生陷到谷底，但是往上走，一直努力向上走
問：首先請問三位教授，你們最早接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什么時候？
曹文軒：我是到了北大之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有機會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劉文飛：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曹老師早一點，因為我學的是俄語專業。不記得準確的是在哪年哪月，但一定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看的第一本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還是豎排版繁體字。當時的閱讀時限很短，只能給你一天兩天，就必須傳給另外一個人。我打著手電筒，一兩天就把這本書看完了，那肯定是看不懂的。但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因為這個書名。
趙桂蓮：我跟劉老師情況有一些類似，我也是學俄語。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本原著小說是大三的時候，在圖書館借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說《涅托奇卡·涅茲瓦諾娃》，那種描寫人內心世界的百轉千回，你根本想象不到下一個過程會走到哪兒。但是你卻被吸引著一口氣讀完。
問：趙桂蓮教授在俄語教學一線耕耘了幾十年，請趙教授介紹下陀思妥耶夫斯基。
趙桂蓮：如果讓我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應該有兩句話，可以涵蓋濃縮他畢生全部的創作。
第一句，他在少年的時候給他哥哥寫信說，“人是一個奧秘，我要解開這個謎，如果為此你花費很多時間，你不要說損失了時間。我要揭開這個奧秘，因為我想做一個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183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他哥哥寫這封信時只有18歲。很多人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說他各種生理上的缺陷或者疾病，說他的天分是出于不可知的狀態，但從這段話可見他是很早慧的。就像他作品里面的少年一樣，他的作品中有少年智者的形象。比如我們看《卡拉馬佐夫兄弟》，伊萬也被大家研究得比較多，覺得他老態龍鐘，實際上人家才23歲。
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總體的感覺可能是沉重、壓抑的，但是里面時不時有閃光點，有光明、燦爛的東西。在他的筆下，人生是有意義的，他從來都是給人希望。他的被稱作偉大的“摩西五書”的那五大部——《罪與罰》《白癡》《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其中每一個作品里面呈現的都是非常復雜的陰暗的人性，但是從來不曾喪失希望。
還有一句，也同樣是他少年時候給他哥哥寫的信里面，說“我們夢想的只有詩和詩人”。這里不僅僅是說狹義的詩和詩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很多作家，一個是德國的席勒，因為席勒就是美和崇高的代名詞。他還喜歡雨果，雨果恰恰是在悲慘的世界里面來書寫人的浪漫，這個浪漫同樣是美和崇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段少年時期就夢想要做的事情，他畢生一直在做。他讓很多讀者感興趣的恰恰是，人生陷到谷底，但是往上走，一直在努力向上走，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走進一個光明的世界。
任何人寫俄國思想史，一定會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多作品，劉文飛老師為什么會選擇《地下室手記》來翻譯呢？
劉文飛：我和陳燊先生、白春仁先生一起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我們知道《地下室手記》很重要，但當時有一些譯文我們不是特別滿意，我們滿意的譯文有版權問題。我們又不是特別放心找別人翻，最后我花了兩三個月時間把它重新翻譯了。
我意識到這個作品的重要不是在我翻譯完之后。我做了一些俄國思想史的研究，我發現任何一個寫俄國思想史的人，如果寫十九世紀的話，那一定會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他一定會寫到《地下室手記》。弗洛伊德把這個作品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精神的投射，甚至是心理的一種文學表達。加繆更不用說，后面西方其他的思想家，包括薩特，都評過這部作品，都會把它作為最重要的思想文本。我最近又看了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五卷本），我非常同意他的一句話：“幾乎沒有哪一部現代文學作品比《地下室手記》更廣泛地被人們閱讀……地下室這個術語已經進入當代文化的詞匯表，這個人物現在也像哈姆雷特、堂吉訶德和浮士德一樣達到偉大的文學原創人物的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人物，有一個總稱叫“荒唐人”
問：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周年，大家在談到他往往會說，總會說他是現代主義文學鼻祖。請問曹文軒教授怎么看？
曹文軒：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始作俑者，我以為還是有道理的。從表面上看，他的作品與托爾斯泰的作品、與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差異不大，你以為差不多，仿佛是一道的。但是你仔細看就會看出差異，越辨析這個差異越深不可測。我以為很重要的差異就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一般將文字交給正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全部的文字是傾斜在異常之上。無論是《地下室手記》《窮人》，還是《白癡》等等。
我們以前總是從敘事手法的角度解讀現實主義文學，比如意識流、時空倒措，我以為這種解讀是無效的。卡夫卡的《變形記》，他的手法上有什么變化？一個人醒來發現變成一個蟲子，那個蟲子有無數爪子抓著不同方向，完全是傳統的白描，可是它就是一個現代主義作品。我們要走近現代主義文學的大門，鑰匙是什么？就是異常。異常是打開現代主義文學大門的一個鑰匙。我以為現代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它發現了存在的暗處、背面、側面，他發現了一望無際的新的主題領域，這些主題在托爾斯泰的筆下、在契訶夫、屠格涅夫、果戈理的筆下都沒有出現過。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很少有正常人。托爾斯泰筆下的人基本是正常的，安德列公爵、安娜卡列妮娜……可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很少有正常的，瘋狂的卡拉馬佐夫身上顯出他病態的不可思議的力量。斯塔洛夫金屬于必須把他拖到城外用石頭砸死的那種人，這是《群魔》里的原話。梅希金是被一連串古怪的念頭糾纏著的善良的白癡。所以，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人物，有一個總稱叫“荒唐人”。這些人物都躍出正常的生活軌道，而在喘息中行走，高談闊論，或者做出令人吃驚的舉動，木訥、神經質、癲狂、冷漠、夸夸其談，要么就是聰明的傻瓜，要么就是滑稽的哲人，要么就是兇殘的善良人，要么就是善良的兇殘者。所以你去看他的作品，在智慧與愚蠢之間，罪惡與人道之間，天使與魔鬼之間，來來回回，讓我們無法理解。所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許多解釋者將他的著作看成是對精神病的各種復雜情況進行研究的心理學成果，這雖然是令人懷疑的結論，但它確實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不以正常人為筆下人物的文學事實。
人文社把這四冊書命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說經典”，我當時看到就笑了，但也說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