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國家衛健委等五部門聯合制定頒布《中醫藥文化傳播行動實施方案(2021—2025年)》，明確指出了提煉中醫藥文化精神標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中醫藥是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佳代表性元素之一，已發展成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荊楚中醫藥文化稟賦優厚，源遠流長。在新的歷史時期，荊楚中醫藥已步入提速發展的快車道，中醫藥文化正迸發出勃勃的時代生機。如何提煉和展示荊楚中醫藥文化的精神標識，已成為一項值得全面總結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標識是標示事物顯著特征的記號。精神標識是最能反映一種事物主要特征的精神符號。對荊楚中醫藥文化而言，李時珍精神就是一種精神標識。李時珍這張中醫藥文化名片不僅在我國中醫藥發展史上家喻戶曉，而且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亦光彩奪目。李時珍一生業醫，被后世尊為“醫藥雙圣”，撰著了包括《本草綱目》《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在內的大量中醫藥學經典之作，承前啟后，庇佑蒼生，給人類留下了極其豐厚的精神文化遺產。2011年，《本草綱目》和《黃帝內經》雙雙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歷史上，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李時珍中醫藥文化是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和走向世界的“急先鋒”與“排頭兵”。偉大的李時珍精神已內化上升為荊楚中醫藥文化的精神標識。
一、李時珍“格物明理”精神是荊楚醫家科學精神的高度濃縮
“格物”一詞語出《禮記·大學》，最早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道德目標直接相關。發展到宋代程朱理學之后，“格物”逐漸演變為一種探索未知與科學研究的精神，如程頤所言：“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格物明理”是由淺入深、由片面到全面認識事物的過程，也是古代醫家從事醫藥科學研究的必由之路。
《本草綱目》“漁獵群書，搜羅百氏”，涉及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無疑是“格物明理”的典范。王世貞認為《本草綱目》絕非一本醫書而已，實乃“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荊楚醫家為通達醫理而潛心“格物”的例子不勝枚舉。《淮南子·修務訓》載曰，“神農乃始教民，嘗百草之滋味，當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醫方興焉”。“神農嘗百草”的典故被普遍認為是我國中醫藥文化的濫觴。宋代醫家郭雍隱居湖北宜昌，為“洞徹病情”，博采諸家學說，可謂“窮經探索”。朱熹稱頌他：“知古昔圣賢醫道之源委”。為補亡《傷寒論》，北宋醫王龐安時亦“博極群書”“善窮物理”。醫家劉若金，致仕后一心著書立說，“研窮物理之精，以達乎天人之閫奧，相疑辨似，發人所未發”。
二、李時珍“格物明理”的精神已經成為歷代荊楚醫家科學精神的一個縮影
李時珍“考古證今”精神是荊楚醫家辨疑精神的賡續傳承。
考古證今、探源溯流為古代醫家常用的一種治學方法，其中蘊含的辨疑精神誠為可貴。鑒于“注解群氏，謬誤亦多”，李時珍“力肆校讎”，決心重編一部大型本草書。據統計，《本草綱目》一書辨疑正誤多達70余處，涉及藥物名稱、出產、形態、性味、主治等諸多方面，對后世行醫用藥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法古而不泥古，敢于質疑權威，一直是荊楚醫家職業生涯中最亮麗的底色。少年龐安時便覺“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土或竄其文”，于是一一加以“辨論發揮”。國醫大師李今庸教授系統考證了中醫藥典籍中的荊楚文化印記，第一次從學理的高度對“荊楚醫學”進行了系統回顧和全面總結，在中醫藥文獻“析疑”、“揭疑”、“考釋”、“考義”等方面成果豐碩。
李時珍“考古證今”的精神不僅賡續了荊楚先輩醫家的辨疑精神，也為后世醫家樹立了“辨疑訂誤”的光輝榜樣。
三、李時珍“博采眾長”精神是荊楚醫家治學精神的核心要義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不僅鑄就了荊楚醫家寬廣的胸懷，也是他們成長成才的不二法門。荊楚之地“得中獨厚”，荊楚文化自古以來就表現出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博大胸襟。反映在中醫藥學上，就是一大批荊楚中醫名家，如龐安時、李時珍、楊恭甫等，走南闖北，兼采百家之長，力摒門戶之見，一心治學為黎民。
為編纂《本草綱目》，除“書考八百余家”，李時珍還尋醫問藥，跋山涉水，拜師學藝，謙虛地向各行各業的勞動人民學習。明代醫家梁學孟，在系統考查歷代醫家關于痰、火的理論和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對痰火致病的脈因證治作了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最后撰成《痰火顓門》一書。明末清初江夏名醫程鳳雛，為通醫術，“上溯軒岐，下追李薛，足跡半天下，多從有道長者游”。國醫大師梅國強教授一生精勤為學，窮研仲景之學,匯通溫病諸家,廣涉博獵,兼采眾長，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堪稱醫界楷模。
“博采眾長”精神是李時珍終成一代名醫的成功秘訣，也是歷代荊楚醫家治學精神的核心要義。
四、李時珍“銳意創新”精神是荊楚醫家開拓精神的生動寫照
銳意創新是李時珍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荊楚中醫藥開拓進取、蓬勃發展的不竭動力。
《本草綱目》開創了古代本草學的嶄新體系。為編纂如此規模的一部巨著，李時珍深入思考前代本草學的研究成果，最終決意徹底摒棄流傳已久的傳統“三品分類法”，而代之以更為先進和實用的“綱目分類法”：首以部為綱，以類為目；次以類為綱，以藥為目；各藥又“標名為綱，列事為目”；所載藥物“從微至巨”、“從賤至貴”。如此一來，整部書以綱率目，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本草綱目》還增補藥物374種，首倡“腦為元神之府”的科學論斷，發展“命門三焦”學說，豐富“脾土為本”的理論……。李時珍《瀕湖脈學》和《奇經八脈考》對推動中醫脈診學和經絡學的發展同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宋代龐安時將溫熱病分為“伏氣”和“天行”兩大類，開創性地提出“溫毒說”和“異氣說”；清代漢川名醫田宗漢，在辨析伏陰與霍亂有別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伏陰說”；現代醫家張鑒修大膽嘗試中醫藥治療精神病，周承明自制黃藤合劑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等，這些無不是荊楚中醫藥開拓創新的典范。
李時珍“銳意創新”精神是歷代荊楚醫家開拓進取的生動寫照。
五、李時珍“濟世壽民”精神是荊楚醫家仁愛精神的職業標桿
懸壺濟世、造福于民是荊楚醫家的共同理想，也是他們至高的精神追求。
“夫醫之為道，君子用之以衛生，而推之以濟世，故稱仁術。”
因“伏念本草一書，關系頗重”，李時珍著意收集研究民間的單方驗方和診療經驗；闡幽發微，不斷豐富發展傳統醫藥學思想。在李時珍看來，“治身以治天下”，“壽國以壽萬民”是相通的。
荊楚醫家有著“濟世壽民”的深厚傳統。上古時代，神農以身試藥，教化萬民，“誓愿普救含靈之苦”。明代著名醫家萬密齋，醫術全面，精通各科。萬氏認為：“醫者，仁術也，博愛之心也，當以天地之心為心，視人之子猶己子也，勿以勢利之心易之也。”清代醫家楊際泰一生憂國憂民，為救黎民于鴉片毒癮，他四處奔波，嘔心瀝血，最終著成《醫學述要》一書，開中醫藥治毒戒毒之先河。楊氏晚年還特意編寫《告鄉民書》，奔走于鄉里之間，其仁愛之舉已遠遠超出一般醫家的職責范圍。尚有盧孫嫡、朱慶甲、洪樵麓、劉止安、洪子云、梅國強等諸多荊楚醫家，都不志于利，大醫精誠，以“濟世壽民”為己任，洵為后學之楷模。
醫乃仁術，李時珍“濟世壽民”精神已經成為荊楚醫家仁愛精神的職業標桿。
李時珍中醫藥文化源于湖北，但屬于中國和全世界。唱響李時珍中醫藥文化品牌，提煉荊楚中醫藥文化的精神標識，并將其展示出來、傳播出去，必將匯聚成為促進荊楚中醫藥振興發展、推動湖北中醫藥強省建設、服務健康中國戰略和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胡潔 毛和榮 單位：湖北中醫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