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建立應從精英共識邁向大眾共識 “科技向善”或成互聯網行業未來標準專家建議
□ 本報記者 張維
時間一如既往地飛逝而去，飛速發展中的中國互聯網在不知不覺中已經20歲了。
20歲，正如人類的青年時代，少年時的激情與熱血還在，卻也多了一些迷惘與反思。正因為如此，有人說中國的互聯網已經來到了拐角。
“無論對中國互聯網還是騰訊來說，2018年不是一個年份，而是一種狀態——巨大變革來臨前，面臨各種矛盾和沖突，要想辦法克服、解決，要集結各方的智慧，請全社會努力解決的一種狀態。”近日在北京召開的主題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屆科技向善年度論壇上，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郭凱天發出的感喟引人深思。
盡管如此，郭凱天依舊斬釘截鐵地給出了一個肯定的前瞻：相信“科技向善”，相信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用戶、監管機構乃至整個社會有能力把互聯網帶向更美好的方向發展。
從平臺主導到共建共治
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互聯網狀況不斷，大規模的數據泄露、意氣風發的ofo轟然倒下、曾一一擊敗對手的滴滴隔三岔五地陷入安全風波而廣受質疑，以及從諸多互聯網公司傳來的精簡裁員、收緊招聘、被迫并購等負面信息，如同陰云一層層持續籠罩在中國互聯網上空。
這些問題，或涉及產品本身，或來自于用戶，或與監管相關。但無論何種問題，互聯網的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自己的問題，受其波及的往往是整個社會。
在眾多受影響而發生變化者中，社會秩序及相應的社會治理首當其沖。“互聯網形態從以機構互聯網為主發展到社會互聯網和全面互聯網，主導形式也從平臺主導進階到共建、共治和共享。”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澤奇說。
邱澤奇指出，互聯網發展20年給中國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社會的數字化。在數字化的過程中，中國互聯網發展也從一個“技術事件”進化為一個“社會轉型”，由此導致中國社會從家庭社會邁向個體社會，從家鄉親情社會升級為與數字為伍的平臺社會。而中國向數字化和平臺社會的轉型，必然帶來新的社會治理的挑戰。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隨著萬物高度互聯和網絡化，以及社會行動與實踐數字關系化，社會的脆弱性也空前凸顯，因為任意數字關系的斷裂，都可能產生涌現效應。
邱澤奇認為，這就需要刷新我們關于社會運行、社會秩序和社會治理的認知，順應中國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和平臺化，盡快實現社會規則的建立從精英共識邁向大眾共識，社會秩序的建立從權威管制邁向多主體共治，社會福利的供給從依賴獨角獸到邁向生態繁榮，進而建立一個人們充分互信、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數字社會。
數據治理走出零和博弈
在社會治理中，數據治理是互聯網時代繞不開的話題。
在騰訊研究院資深專家王融看來，數據治理的關鍵在于走出零和博弈。“要想實現數據治理的共贏，必須充分考慮在數據生產和使用及保護方面不同利益的視角，是如何彼此關聯和相互影響的：個體一方面想充分實現網絡便利化，一方面想享有隱私保護，行業從業者更多是從技術、商業創新、平臺數據開放和數據競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國家則要兼顧數字經濟競爭力和跨境數據流動安全。”
大量研究證明，不論是加強數據保護抑或是放松保護，促進數據共享，都會對個人以及整體社會帶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王融認為，如何平衡好積極消極影響，并沒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而是需要結合具體場景，更為精細科學地考量政策。
王融建議恰當平衡各方因素，更為精細科學地設計政策，讓監管干預、技術路徑、市場經濟動機等因素充分卷入，并能夠有效互動，才能更好地實現數據治理目標。
海量的數據信息中不乏虛假信息乃至欺詐性信息。虛假信息的傳播除了造成財產上的損失之外，還會造成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缺失，造成網絡信任的瓦解。
在這方面的數據顯示，一些互聯網企業戰果不俗。大數據反欺詐公司DataVisor主要針對互聯網上的虛假評論、社區虛假發帖、電話及網絡詐騙等問題，利用大數據和無監督學習機制構建了一套高效的反欺詐系統。通過與其他網絡平臺合作，其自2013年成立以來已處理超過8000億次的疑似網絡詐騙事件。
在打擊虛假信息方面，騰訊較真辟謠平臺與微信也做出了許多嘗試。騰訊較真辟謠平臺通過與500多名專家和專業機構合作，構建最大的中文辟謠數據庫。與微信辟謠中心、微信公眾號謠言封禁機制聯動，形成了騰訊內容生態內被動與主動相結合的多層次的謠言打擊體系，幫助用戶辨別謠言與假新聞。
建立未成年人守護平臺
互聯網發展也帶來了未成年人保護問題，如反網絡沉迷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字時代，親子關系發生迭代，新型親子關系中必須關注作為數字社會的“網絡原住民”的少年兒童。
“‘網絡原住民’是不可能跟互聯網隔離開的，成年人首先應接納互聯網在家庭生活中的狀態;其次是引導孩子理智地、克制地使用互聯網，不讓其沉迷。”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
對此，互聯網企業的自治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一些企業已經建立了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體系。例如，快手直播平臺建立的未成年人全方位保護體系中，通過未成年人行為識別模型、300人未成年人內容專項評審團、青少年幸福成長公益基金和快手課堂等形式，一方面將未成年人與可能存在的不良信息隔離開來，另一方面也發揮了短視頻在在線教育、弘揚正能量、促進青少年成長方面的積極作用。
再如，騰訊建立了未成年人成長守護平臺。該平臺通過人臉識別、公安實名認證等技術手段，通過WeTeam游戲市場周報、家長教育資訊專欄、主動客服等產品應用，幫助家長建立數字時代的新型親子關系，培養孩子的健康游戲習慣，從本質解決問題，構建起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保護體系。
這些嘗試都為科技公司如何守護未成年人在數字時代的成長提出了新的解決思路。這也意味著，對于未來的“數字原住民”來說，簡單地將“一刀切”的管理工具交給家長，已經不再是最有效的未成年人成長守護方式。
企業可盡早和監管合作
信息科技在引領人們步入數字經濟的藍海，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強大推進器的同時，正迎來越來越多的漩渦、暗流乃至險灘：用戶隱私、數字鴻溝、網絡沉迷、信息過載、注意力碎片化、由頭部效應導致的平臺壟斷等。
與會者認為，信息科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凸顯，信息科技產業需要一場倫理革命，科技也面臨如何糾偏，如何向善的挑戰。
而這也是騰訊提出“科技向善”的初衷。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說，作為一種新技術，互聯網本是信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字經濟的效率工具，它體現和承載著它的開發者和使用者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它應肩負起激發社會向善的作用，因此我們期待的是，“科技向善”不應該只是騰訊的理念，更希望能夠拋磚引玉，成為整個行業新的思考方向。
郭凱天提出，面對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首先要保持警醒。不僅是互聯網從業者，學術研究界也應保持警惕?；ヂ摼W被廣泛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革命”，面對信息浪潮變革中帶來的種種問題，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會在未來得以解決。業內需要保持高度警醒，不斷關注和思考這些問題。
“互聯網如此年輕的企業乃至產業在為十幾億人服務，我們必須保持敬畏。”郭凱天說，“保持敬畏最主要的方法是保持警醒”。
其次，互聯網從業者需要保持自省。對于互聯網這樣快速發展的產業，全社會的期待、政府監管的期待、文化傳播的價值、企業的經營理念都是不同的。企業在尋求發展的同時，要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數據安全是水，用戶是水，社會對企業的認可也是水。我們首先要自省，把自己做到最好。”郭凱天說。
郭凱天同時指出，企業要與整個社會協同發展，比如在監管方面，除了緊急叫停的措施，企業可以早一點和監管合作，為互聯網服務健康發展搭建可能性?；ヂ摼W是完全可以通過社會各界的自省協調好的。
“業界和全社會需要相信‘科技向善’。人類對善良、光明和美好的追求會驅動‘技術向善’的方向發展。”郭凱天說，未來，隨著“科技向善”概念的進一步為人們所接受并成為行業標準，互聯網公司也將在產品轉化方面有著更為寬廣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