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推動數據賦能全產業鏈協同轉型。伴隨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數字化轉型成為時代浪潮。
“數字技術主導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推動社會產業體系的深刻變革，給全球創新、產業分工、價值鏈、貿易、投資等帶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機工智庫研究員魯欣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分析表示，一方面，國際經貿規則正在重構。WTO改革重塑規則體系，區域和雙邊貿易協定大量涌現。氣候變化博弈進入規則領域，碳關稅將對全球貿易、各國的產業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制造業的地位將更加突出。在戰略競爭方面，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重振美國制造業基礎;歐盟更新《歐盟工業戰略》，引領歐洲產業向綠色和數字化過渡;日本發布《日本制造業白皮書》，要求日本制造業強化供應鏈。在科技競爭方面，美國要促進和保護美國在能源、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領域的競爭優勢;歐盟發布《人工智能白皮書》;日本投入數億美元，將5G網絡視為經濟增長支柱之一;英國發布《2020年科技戰略》，為下一代科學技術奠定基礎;韓國發布人工智能新政，計劃投資76萬億韓元。在供應鏈競爭方面，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3份有關供應鏈的行政令;歐盟要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掌握“戰略自主權”;日本要求國內制造業將強化供應鏈放在首位;英國通過《通訊安全法案》，要減少高風險供應商的潛在威脅;德國近期通過了《供應鏈法》。
可以說，當下正處在新老規則交叉的混沌期，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著多方面的競爭和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國制造業轉型發展該把握住哪些重點?
魯欣認為，首先，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推進同貿易伙伴商簽更高標準的自貿協定，通過簽訂雙邊、達成小諸邊、參加小多邊的模式，力求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
其次，要提高風險應對意識。企業在走出去的風險中，面臨的不止是經濟或法律層面的博弈，還涉及文化、道德標準方面的博弈。需要扭轉美國等國家長期以來在國際平臺上特意對中國貼的“標簽”，如國有企業、非市場經濟等等。
同時，還要穩定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地位。魯欣表示，全球產業鏈重構大趨勢已不可逆，我們應正視并抓住“窗口期”。一方面，發揮國內企業產業配套優勢，加快推進全球化戰略布局，逐步構建自己在整個供應鏈中組織者和管理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合理引導中低端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防止制造業集群式外遷引發的“產業空心化”。
此外，我們還要夯實工業基礎，加快供應鏈安全評估。例如，盡快開展我國高危行業及實體涉美管制物項的評估與應對。同時，還要加強合規體系建設。進一步強化制裁與出口管制合規體系，更新公司合規計劃，為員工提供新的出口管制培訓，減輕美國政府采取進一步行動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