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論斷，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有何影響?重慶又該如何抓住機遇?華龍網邀請重慶市委黨校專家打造在線課堂，為網友深入解讀十九大報告。在第三課中，市委黨校經濟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宋愛蘇做客華龍會客廳，圍繞重慶如何踐行新發展理念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重慶市委黨校經濟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宋愛蘇做客華龍會客廳。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論斷對經濟發展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宋愛蘇表示，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歷史性的影響。
為什么這么說?他談到了歷史上幾次對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981年，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則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現在，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歷史特征出現了，十九大報告再次對我國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斷，這對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在宋愛蘇看來，主要矛盾的轉變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說，現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結構不平衡等，這些都是經濟社會發展需解決的問題。不充分表現在哪?比如改革不充分，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幾十年了，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體制、加強改革。而發展不充分也帶來了開放不充分，這都需要去解決去完善。
重慶市委黨校經濟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宋愛蘇做客華龍會客廳。
進入新時代，面臨著新的要求，對重慶來說，應該如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促進經濟發展?
宋愛蘇指出，按照十九大的要求，首先必須深化供給側改革。未來，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來源于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發展走到今天，過去的需求側“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貢獻明顯弱化。十九大提出了嶄新的目標，到2020年要決勝小康，到2035年要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果還像過去那樣在需求側下的功夫多，而忽略了供給側的話，這個目標是沒辦法完成的。
其次，從現狀來看，約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完全在需求側，我們有些物質已經很充分，甚至生產過剩。比如說在經濟發展當中，過去是資金短缺，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做了大量招商引資，現在我們不但是招商引資大國，也是對外投資大國。再比如說，過去勞動力很充沛，勞動力價格很低，如今也發生了變化。“兩方面都發生了逆轉，要突破這些瓶頸，就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改革方面做文章。”宋愛蘇表示。
不但如此，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和規律來看，很多國家轉型成功都要靠走供給改革這條路，宋愛蘇舉例表示，美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遇到經濟問題，也搞了一場供給側改革。
而對于重慶來說，借供給側改革東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增加有效供給也是主攻方向。宋愛蘇指出，這幾年重慶發展呈現可持續的、較好的發展勢頭，也是因為做了供給側改革，在產業升級結構調整下了大功夫。
重慶市委黨校經濟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宋愛蘇做客華龍會客廳。
十九大報告中，對經濟發展進行了部署，重慶有哪些機遇?
宋愛蘇認為，十九大圍繞經濟發展的部署落實到重慶，主要有兩大方面的機遇。
首先，重慶是一個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重慶應發揮獨特優勢，貫徹鄉村振興戰略。
這可以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個就是在制度改革、三權分置上下功夫，這是關系到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此外，重慶還要做好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主要從四個方面去做：在內部把產業重組融合做好;在農業產業鏈條延伸方面把鏈條做長一點;農業和其他產業的交叉融合;將先進要素的技術和農業滲透融合。通過這四個方面，讓農村產業融合更深入、更扎實，推動大農村發展，這是重慶的機遇。
關于第二個機遇，宋愛蘇指出，十九大報告提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事實上，重慶從2007年到現在，已經花了十年建設開放高地，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在未來的發展中，重慶應抓住這個機遇，將對外開放的水平提升得更高。
具體來看，要充分抓好中新項目的推進，搭載到這輛“快車”上面，重慶就可以走向世界。此外，還要利用重慶自貿試驗區平臺，和重慶在“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中的區位優勢，提高對外開放高度。同時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建議在所有區縣設立各種對外開放的平臺。此外，還要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除了制造業外，還要運用現有的中歐班列(重慶)、長江上游航運中心等有利平臺，做服務貿易，這將對重慶經濟的發展起到非常強勁的促進作用。
動力：補高端研發平臺短板 走創新發展驅動道路
重慶未來應該尋求怎樣的發展模式?宋愛蘇說，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重慶應該在這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因為重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有自己的優勢，也有明顯的歷史上形成的不足。
比如說，重慶過去在研發機構和研發平臺方面較為不足，放眼全國，高端研發平臺大部分在成都、北京或上海，在重慶則明顯短缺，這就導致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凝聚力不強。“高端人才來重慶上班，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發展?沒有平臺，就可能來了又走了，或者我們自己的高端人才培養起來了，成長起來也走了，留不住人才。所以我們要在高端的研發平臺上面補短板，特別是這些年不斷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更應該有。”宋愛蘇說。
此外，重慶企業的創新能力還要進一步提升。社會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重慶的很多企業，特別是過去一些本土企業，大多是從計劃經濟老工業基地轉型過來的，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過去做得更多的是生產工藝的安排。不過，在宋愛蘇看來，重慶在創新方面也有自己的強項，因為重慶是制造城市，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給企業帶來了對科技成果的吸引能力、消化能力和孵化能力，而這個優勢在很多城市是不具備的。“重慶應該充分發揮這些優勢，走創新驅動道路，這是重慶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宋愛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