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到4日，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將率美方代表團訪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與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交換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來華進行貿易談判的美方代表團，其人選、規格都堪稱“史上最豪華”班底。美國為何選在此時來談?雙方又將進行怎樣的來回?中方應當如何應對?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島叔、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請他就這一話題進行分析。
陣容
“特朗普將他的整個經濟團隊送到了中國”——瑞士《新蘇黎世報》的這聲感慨，確實并不夸張。
看看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率領的這個美方代表團的超豪華陣容吧——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商務部長羅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總統貿易顧問納瓦羅;總統貿易副顧問埃森斯塔特。
除了這些人之外，美國聯邦政府的經濟班底幾乎沒剩下幾個要角。
自從1979年美國單方面宣布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當代中美貿易摩擦帷幕拉開至今，近40年來，從未有哪次中美貿易爭端，美方向中國派出如此陣容的談判代表團。在美國與其它國家的雙邊貿易爭端中，這般陣容的代表團也堪稱史無前例。
這一陣容，當得起中美兩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中的分量，也當得起近一二十年來中美兩國包辦幾乎每年全世界一半以上經濟增量的格局。
毫無疑問，與主動挑起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初那種沒有談判、只是一味單方面挑起爭端的做派相比，這次美國愿意來訪談判，本身就是一大進步。超豪華的陣容，更顯示了美方對談判協調中美經濟關系的重視。而且，由于此次貿易戰釁端非自我開，他們來華談判、而不是我們去，這種安排是恰當得體的。
美國財長姆努欽
動機
美國為何選在此時派團來華?
對于美方而言，無論決策者如何為自己“交易的藝術”而自得，發動此次中美“史詩級貿易戰”至今，確實也需要從懸崖邊緣戰術及時轉圜了。
這是因為，以中美經濟貿易體量之巨大、雙邊經貿關系之密切，涉案貿易額創造世界貿易史紀錄的貿易戰，必然會讓雙方都付出實實在在的沉重代價。
這一沖擊波帶來的產業界的擔憂、金融市場的震蕩、美國政界越來越多的不滿，也會日益發展成為山姆大叔難以承受之重。
而且，作為應戰方，中國面臨的壓力峰值產生于對方發動攻擊之初;作為主動挑戰方，美方面臨的壓力卻是隨著時間流逝與日俱增，日益顯著。
我們可以負責任地對美方說——
不要以為加征25%關稅就必然導致受限方退出市場，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制造”所占的巨大份額及其作為生產中心的不可替代性;
不要以為主動發起的貿易禁運中只有被禁運一方遭受沖擊，要知道供貨方的員工并不能靠貿易禁運和西北風填飽肚子，也需要去尋找新的銷售市場;
不要以為主動發起貿易戰、并威脅擴大貿易戰規模可以收獲“粉絲”的喝彩與中期選舉的選票，要知道，貿易戰抬高物價、影響民生的效果，必定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日益顯現，現在到11月6日中期選舉還有半年，足夠讓這一效果比較充分地顯現出來。
我們看到，美方公布的第一份500億美元清單竭力避免納入居民日用消費品，以求盡可能減少對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換言之，就是盡可能減少對11月中期選舉選票的影響。
比如，這份清單中的84198150稅號下，加征關稅商品是“爐灶，爐灶和微波爐，微波爐除外，用于制作熱飲或烹調或加熱食物，不用于家庭目的”;但倘若美方如同威脅宣稱的那樣追加1000億美元涉案貿易額，就不可能不納入相當一部分居民日用消費品，而這些“中國制造”的商品在美國市場占有率甚高，即使加征關稅，也難以被替代而退出美國市場，而只會抬高美國市場銷售價格。
正因如此，我們已一次又一次目睹美方決策者到最后關頭極速轉圜的靈活身段。這一次美方從主動尋釁發動貿易戰到愿意談判，也不足為奇。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應對
那么，我們該怎么應對美方這個超豪華代表團?
首要的原則應該是雙方談判立足于世貿組織規則，而非基于美國國內法。相鼠有皮，由于中美雙方都是世貿組織成員方，發生貿易爭端時遵守這一原則，是起碼的國際信義。
其次，所謂談判，應當是雙方相互妥協磨合，而不可能是美方提條件，另一方照單全收。
當年美日貿易爭端如火如荼之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米勒有感于當時的美國政府在貿易談判中一貫強加于人，曾經辛辣地嘲諷美國政府所謂“貿易談判”是“劫匪搶劫良民”;二十多年過去了，美國政府的溝通藝術，是否發生了質的飛躍呢?
2007年7月16日，美國《每日科學》雜志刊發過一篇題為《美國人比中國人難于理解別人的觀點》的文章，報道了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博阿茲·凱薩爾與一名研究生共同研究的結果。研究發現，美國人及其他西方人很難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其中一種后果便是交流效果不斷降低;而生活在鼓勵成員持集體主義態度的社會里的中國人，則更善于理解別人的觀點。
我們愿意理解也更長于理解貿易伙伴的需求，但我們絕不會接受單方面的壓服企圖。
第三，對這一輪中美談判，我們一顆紅心，兩手準備。能夠成功最好，不能成功我們也有勇氣直面現實。即使成功，也很可能需要經歷幾個來回。總之，做好準備，沉著應對。
最后，無論此次談判結果如何，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和步伐不會動搖。
我們理解一些國民對經濟安全的擔憂，但我們回顧19世紀的英國從重商主義政策轉向自由貿易政策的歷史，就可以發現，英國在實現工業化之后的一系列開放舉措，沒有讓英國喪失經濟安全，反而推動英國登上全球經濟體系的巔峰。
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當時經濟體量遠大于中國的日本，選擇了日元貶值以轉移壓力，中國決策者則毅然承諾人民幣絕不貶值。雖然當時中國為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結果是中國由此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的穩定器。
盡管中國經濟規模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但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中兩國不同的擔當，已經決定了這一結局。
這段歷史是否會重演?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