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來而無往非禮也”，中國回應“貿易戰(zhàn)”，對美國實施貿易反制措施。
美國“貿易戰(zhàn)”一般虛虛實實，而更多為“虛”，也就是虛張聲勢;“貿易戰(zhàn)”只是逼你談判其他事物的由頭，同時也是逼你在其他方向讓步的手段，正所謂項莊舞劍。所以，我們得要有兩手準備：第一，回應“虛”的問題，回擊不出手則已，出售就要重一些，必須讓對方感覺到疼;第二，就是要找到誰是“沛公”，并研究出更多保護“沛公”權益的招數(shù)，就算需要談判，需要讓步，那對于“度”的考量一定要有多重預案。
為什么美國發(fā)動“貿易戰(zhàn)”是虛張聲勢?理解這一點，必須充分了解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時就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這個體系實際還在延續(xù)，美元與黃金脫鉤，但卻與全球資源類商品掛鉤，也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均以美元計價和結算，而美國為維護這一體系，不惜發(fā)動戰(zhàn)爭。實際上，伊拉克、敘利亞等石油輸出國都因“非美元貨幣結算”石油而身陷美國發(fā)動的戰(zhàn)爭，伊朗也是為此而受到嚴厲的制裁。
全球較為共識的分析結論是：美元霸權依托“四大霸權”的支撐。第一是軍事霸權，美國之所以在全球范圍內部署龐大的軍隊，之所以熱衷于一小時打到世界任何角落，其核心意義就是保護美國公司全球資源占有、控制資源走向，并消除一切威脅美元計價和結算地位的行為;第二是金融霸權，利用美國強勢金融機構控制全球投資者支持商品交易的美元計價和結算;第三是理論霸權，把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一整套理論當成“不容置疑的圣經(jīng)”，控制世界各國的認知;第四是輿論霸權，有了理論霸權就更容易形成輿論導向，金融霸權就很容易控制價格，因為“輿論決定預期，預期決定價格”。
所以，美元霸權是一套完整的體系，美國為此不惜血本，那美國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力量維護美元霸權?不僅利益太多太大，而且可以把價格控制當成擊垮對手的武器。從利益角度看，它主要體現(xiàn)在“無本萬利的鑄幣稅”收入。首先，經(jīng)濟要發(fā)展，世界各國難免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資源，如果都需要支付美元購買，那非美國家必須儲備美元;其次，儲備的美元從何而來?對美出口，而且必須有順差，所以美國貿易逆差實際是在向全世界輸出美元流動性;其三，美國貿易逆差實際構成美元霸權收益，也就是說，美國可以印鈔票購買它需要的任何產品。從“武器”角度看，美國曾經(jīng)通過控制石油價格成功地“擊垮蘇聯(lián)”，同樣利用資源價格成本，曾經(jīng)成功地壓制了中國民營資本實力，并使之維持在產業(yè)鏈低端。
美元霸權存續(xù)和利益最大化的基石是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以及與之相伴的全球性產業(yè)分工。在這樣的一個制度之下，美元印鈔購買的利益最大。既然如此，美國沒有理由“反全球化”?那為什么還要頻頻祭出“反全球化”動作?
美國所有“反全球化”行為都有“矛盾的兩面性”，而美國試圖“魚和熊掌兼得”。一方面，美國真心希望恢復一些實體經(jīng)濟，把20世紀80年代之后持續(xù)不斷趕出美國本土的制造業(yè)，一部分重新拉回美國本土，尤其是高端制造業(yè)方向，一來解決經(jīng)濟空心化的泡沫問題，二來討好美國民眾，緩解因失業(yè)、因貧富已經(jīng)極致性分化所帶來的、無法調和的社會矛盾。其實，“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典型案例。這方面的訴求，實際體現(xiàn)了美國發(fā)起“貿易戰(zhàn)”“實的方面”。
另一方面，有意以“反全球化”動作震撼世界，不只是“得便宜賣乖”，還要把自己包裝成“吃虧者”，向其他國家要價。這就牽涉到上文提及的、也是中國學界應該多多討論的問題——沛公是誰?如何應對?
美國舞劍是在威逼中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并企圖借此打亂中國自主的開放節(jié)奏，把中國不由自主地導入“失度性陷阱”，從而誘發(fā)危機，并徹底打斷中國經(jīng)濟的良好發(fā)展勢頭，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日本。
市場開放?美國能夠賣給中國的商品早就搬到中國生產了，而不能搬到中國生產的商品和技術，也是它不會賣給中國的。所以，對美國而言，中國商品市場無障礙，對華貿易順差那是美國的“鑄幣稅”收入，不是中國愿意，而是現(xiàn)行國際貨幣體系之下的無奈。那美國以貿易順差為借口，主動挑起“貿易戰(zhàn)”意欲何為?逼迫中國開放金融市場。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金融“開放失度”極易導致金融危機。那什么是金融“開放失度”?金融開放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合，包括金融市場的適應性機制的改革，金融機構內控機制的改革，以及監(jiān)管制度和手段的改革等等。所以，所謂“開放失度”往往體現(xiàn)于改革滯后。比如，“廣場協(xié)議”之后，日本金融市場迅速開放，利率、匯率市場化快速完成，但國家內部矛盾重重，金融監(jiān)管也基本無法體現(xiàn)主權職能，日本本土財閥勢力幾無約束。
有鑒于此，中國需要開放，但一定是在改革的前提之下，有序、有度、主動的開放過程;中國需要改革，但一定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而絕不是簡單按照西方經(jīng)濟學原理照抄照搬的過程。所以，不要過于強調“開放倒逼改革”，這實際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動作。過去“淺層改革”倒逼一下問題不大，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的“深層改革”更多的是需要系統(tǒng)性的設計和安排，而不是倒逼的過程。中國未來的改革在系統(tǒng)推進的前提下，更需要定力，更需要“快、準、穩(wěn)”的節(jié)奏控制，絕不能讓“貿易戰(zhàn)”這類的行為舉措、或任何勢力的捧與罵阻斷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道路。
